“高考状元”的“利益链”一再抬高“教育寻租”的成本，有限的体制内教育资源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，原本应该大众化的教育形式，反而不断精英化、贵族化。中国教育似乎还在走旧有模式的老路，教育的“绿色GDP”、发展“新常态”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？

“高考状元”的炒作几乎无休无止，噱头背后的“利益攸关者”（stake-holder）都有哪些呢？

“状元”考生辛苦了一年，可以名利双收了。

早在1993年我参加高考那年，“状元”的逼格就已经很高了。当年我的成绩在学校并列文科第二位，比第一名少一分，同时进入了北京市文科前30名，算是“准状元”吧。

全校集会大肆表彰，这个成绩本来可以得到商家赞助的奖学金，但鉴于商家是某卫生巾公司，奖励是针对前三名的女生，我欣然落选。

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外国语大学时，还受到了校方领导高规格接见。

按照当前的“市场价位”，“正牌状元”将成为国内名牌大学的争夺对象。在高考成绩公布前夕，大学招生办就派人入驻地方重点中学“蹲点”，发榜后，迅速把奖学金打入高分考生的账户，像是为抢购LV的包而垫付的押金。

对“状元”考生个人而言，这些算是“计划外”的收获，而对于体制内的中学班主任、校长、地方教委、大学而言，就完全不同了。

体制内的高三班主任“熬出头”了，自己亲手培植的“状元”直接为学校的升学率、优秀率加分，个人奖金、职称评定有保障了。

高中校长在直辖市、省、自治区级别的教委面前，拿出了一个重点中学建设的“硬道理”，向上级主管领导汇报时腰杆直直的。

教委主任在直辖市市长、省长、自治区主席面前述职时，可以描绘出本地区教育发展高歌猛进的大好形势。

国内大学以入学“状元”的数量向社会炫耀其实力和魅力……

由此，可以看出应试教育背后“约束—激励机制”的清晰脉络。

中国教育GDP在地方上的比拼，就是以此量化的。

曾经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背后，是一张时时鞭策封疆大吏的地方GDP排行榜。当民生再也无法承受环境破坏、资源浪费的代价时，“减排增效”、“限产压库”的“绿色GDP”指标下达了。

而中国教育似乎还在走旧有模式的老路，教育的“绿色GDP”、发展“新常态”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？

“高考状元”的“利益链”一再抬高“教育寻租”的成本，有限的体制内教育资源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，原本应该大众化的教育形式，反而不断精英化、贵族化。

中国教育改革一直没能改变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，教改其实只是在应试教育的框架内做的修修补补，也就是原有体制的改良。

为什么不开源？为什么不打破“体制内”壁垒？

以意识形态为借口人为制造的、教育界的“国进民退”，只能强化“体制内”稀缺资源的稀缺性，同时，严重降低了高考和“高考状元”的含金量。

从技术角度分析，高三这一年，老师辛辛苦苦圈定了考试的知识点，又再接再厉地大剂量使用“题海战术”。老师比拼的是押题的经验，而考生比拼的，只是死记硬背的输出效果。

对“高考状元”的吹捧和过度宣传，更像是对应试教育指标考核完成情况的渲染，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强化旧有体制框架的合理性。

满足于应试能力的分数，使中国人最终沉浸在“奇技淫巧”之中，不仅肤浅，而且后患无穷。

高考的分数掩盖不了思辨意识的缺失。浸染在单选题、多选题的训练中，而潜移默化地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。

推而广之，给定的答案不正像老师、家长和社会为我们铺设的、按部就班的发展路径吗？而生活中哪里有那么多现成的答案可选呢？因此，高考留给我的，更多是思想的懒惰、创造力的缺失。

努力的结果往往还是技术层面的，至于兴趣爱好、人生目标等更重要的问题，却被长时间封锁了，代之以“长大就知道了”、“慢慢就明白了”等敷衍了事的答案。

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教育，需要体制外教育形态的补充，这里面包括民办教育和国际教育。

加快中国教育多元化、接纳更多的体制外教育形式作为有益补充，才能形成所谓“倒逼机制”，反过来扩大体制内教育的规模，提高办学水平。

“高考状元”花团锦簇的时代不结束，中国教育就无法走出为少数精英服务的体制架构，而惠及民生的大众教育就无从谈起。